2025年第八期

清华大学中意节能楼共十二层,北侧与校园中的其他建筑无异,南侧则呈阶梯状,上窄下宽。向外延伸的楼层部分被装扮成了景观花园,而在花园的更外侧,斜立着几列面朝天空的光伏板。坐在光伏板内侧的花园露台上,周围的绿意与宁静令人暂时忘却了炎热。还没到6月,北京各大公共场所已经启动了制冷系统。3月22日,北京海淀区的气温一度达到惊人的30摄氏度,打破了1959年有完整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
气象观测人士警告,未来三个月,等待我们的是一个“史上最热的夏天”——而过去几年的每一个春末夏初,这些人也这么说。极端高温和反常气候,正在对普通人的生活施以真实的影响。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张达对南风窗说,公众已然愈发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性。它不是对未来的焦虑,而是对当下变化的关切。
人们在行动。2020年,中国承诺将力争在2030年以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3060”目标对全球气候变化议程的意义举足轻重。2023年,中国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31.2%,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可以说,中国减碳工作的实质进程,关系甚至决定了气候变化的未来走向。
这同样是一个无比艰巨的挑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曾说,如果要实现碳中和,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必须从化石能源占比80%以上,变成非化石能源占比达80%。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必须在未来35年之内实现,“这要求我们既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也要有水滴石穿、持之以恒的耐心”。
风云诡谲、世事动荡。如今局势下,促成能源结构的彻底转型除了紧迫和耐心,更需要一份定力,一份决心。
“3060”
何继江一直在路上。联系他时,他还在长春出差,待采访当日,何继江已抵达位于吉林市国网新源的丰满培训中心,准备下午的授课。
这位清华大学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常务副主任近年来辗转于各地演讲、培训,向电力系统的各单位部门、能源行业的各相关企业讲述他对中国能源转型路线图的种种思考。
2021年,何继江在中国汽车供应链峰会的公开演讲中表示,中国如果要在2030这一年向国际社会宣布,我们已经实现碳达峰并且碳排放量有所降低,那么,真正的碳达峰很可能会在2027年就实现。
四年过去,距离何继江预测的时间节点还剩两年,碳达峰的征兆,到来了吗?
何继江对此的个人判断是,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已然进入增长放缓的平台期。他在电话那头说,“平台期”的标志性数据有三。一是,2024年中国新增电力使用量约86%来自可再生能源;二是,今年一季度,在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2.5%的同时,煤炭发电量同比小幅度下滑4.7%;三是,2024年,我国汽油消费量与上年相比下降了2%。
这些微妙的数据表明,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正在悄然变化:化石能源的重要性逐步减退,可再生能源逐渐崛起,在新增电力装机和发电量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何继江说,这一变化的平台期会经历三年左右,当中国的光伏装机实现人均一千瓦,也就是总量14亿千瓦的时候,碳达峰很大概率就能实现。而以目前平均每年3亿千瓦左右的风光新增装机容量走势,新增风电光伏电量将大于全社会用电的年度增长量,如此来说,“2030年前碳达峰的目标一定会实现。而且这一年,很可能是2027年”。
碳达峰命中注定、终将到来,更艰巨的挑战,是三十五年后的碳中和目标。
何继江算过一笔账:人为碳吸收层面,通过植树造林和海洋碳汇,2060年我国所能掌握的碳汇大约在8亿吨到10亿吨之间,通过发展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还可以吸收约5亿吨左右的碳排放。这么算来,如果要实现碳吸收和碳排放的平衡,2060年留给我们的碳排放额度只有14亿吨——也就是大约人均一吨。
然而,“技术路线究竟应该是怎样的?目前学界还没有清晰完整的技术方案。”何继江说。对我国来说,作为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重工业投资项目在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依然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该怎么办?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在与何继江交流中,向他坦承,对于碳达峰,地方通过节能、发展可持续能源和控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规模就能看见希望,但对碳中和,“大家的心理准备和决心都还不充足。”
张达说,一个经济体的能源转型主要涉及四大部门:电力、工业、交通、建筑。工业部门难以完全实现电气化,一般认为减碳难度最大。在交通部门中,重型卡车、航空航海的清洁燃料成本太高,落实减碳也不容易。建筑部门所涉及的责任主体广泛,减碳也有难度。而电力部门的转型路径目前看来相对清晰,成本相对容易估计,实现碳中和有据可依,并不是个飘缈的梦想。
沉甸甸的希冀,被人们放在了电力系统的转型进程上。张达说:“电力部门会先于其他部门实现碳中和,也是其他部门实现碳中和的前提条件。”
向前
2025年1月20日中午,特朗普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的典礼一结束,特朗普便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其中他命令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立即向联合国秘书长或相关方提交正式书面通知,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这是特朗普的第二次“退群”。这位第二次赢得选举的美国总统是个典型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其能源政策以扩大化石燃料生产、降低能源成本为核心。
民粹主义崛起、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地缘政治危机,不停动摇着各主要经济体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注意力和优先级。在张达看来,气候议题本质关乎“下一代如何更好发展”,现如今,“这一代人已经遇见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使是气候政策积极如欧盟和英国,“面向他们自己的碳中和目标,目前形势下,更加积极地去制定减碳计划也困难重重,但很多人还在为之不懈努力。”张达说:“但是我们必须开始行动,因为我们总会走入下一个时代。”
人类还在踌躇不前,而据世界气象组织的《2024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2024年是首个全球年均温度较工业化前(1850—1900年平均值)升温超过1.5℃的年份,是有人类观测的175年以来最热的一年。何继江觉得,能源结构转型的逻辑清晰明了,即使不从气候变化的角度考虑,“所有人也都知道,地球上的煤炭资源是无法供应人类使用一万年的”。人类必须考虑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能源体系,对于各大经济体而言,这个变化“越早发生越好”。“越早下手,得到的回馈越多。”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能源署指出,因美国的能源政策调整,2025年可再生能源领域资本从美国市场流出达120亿美元,其中72亿美元流向亚洲新兴市场,而中国凭借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吸纳了43%的份额。据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受美方政策退步影响,2025—2030年中国风电、光伏出口增长率将提升至年均17%,并在全球市场份额提升至39%。
当前,中国光伏行业正在经历深度调整期。而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主席、欧盟亚洲中心联席主席埃里克·索尔海姆为我们观察当下中国光伏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在成都举行的2024第七届中国国际光伏与储能产业大会上,索尔海姆表示:“中国光伏是中国给予全人类的巨大礼物,将美好带给这个世界!”一同出席大会的全球太阳能理事会首席执行官索尼娅·邓洛普也表示“中国给全世界贡献了一份大礼——低成本的太阳能”“中国用光伏‘拯救’世界”。
世界权威专家一致高度评价中国光伏对于世界的贡献,这在其他行业极为少见。
为什么是中国光伏?
十多年前,当问到“离开了中国光伏会怎样?”答案或许是“无关紧要”。彼时的中国光伏处于“三头在外”,随时可能被国外“卡脖子”。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加之欧美“双反”的联合打压,中国光伏陷入“至暗时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内应用市场启动,光伏企业大浪淘沙,留存下来的一批企业如通威、隆基、天合光能等,深耕技术、精益管理,最终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全球光伏的中流砥柱。
十余年后,麦肯锡对中美两国各产业竞争力进行了对比研究。中国光伏产业遥遥领先于美国,也同样遥遥领先于德国、日本、韩国,在全球具有重大领先优势和足够的话语权。从市占率看,中国光伏产业占据了全球85%以上的市场份额;从应用端看,中国光伏新增装机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光伏已成为中国装机量第二大电源,预计明年、最晚后年将成为中国第一大电源,并逐步成为主力电源。与此同时,过去几年来,中国“新三样”已成为新的“爆款”。
根据相关机构测算,要实现2050年碳中和,全球平均每年需新增光伏装机1500—2000GW。截至2024年,全球新增光伏装机约500GW,累计装机约2000GW,离目标装机量还有很大差距。
随着“新三样”产业链出海,预计未来二三十年可撬动50万亿—100万亿人民币走出国门,有力支撑其成为与美元比肩的全球货币。过程中,不但能加快发达国家能源转型步伐,还能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和广大欠发达国家跨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一步踏入可持续发展的快车道,推动全球能源体系转型升级。事实上,无论美国如何摇摆、欧洲如何踟蹰,中国对能源转型的决心都不容动摇。就像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强调的:“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2025年4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和公正转型领导人视频峰会上致辞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会放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会停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峰会致辞中提出的最新气候方案,称赞该方案对全球气候行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国领导人承诺提交雄心勃勃的新气候行动计划,传递出国际社会团结应对气候变化的强烈信号。“正如我们今天听到的那样,世界正在全速前进。没有国家或利益集团可以阻止清洁能源革命。”
(本文有删节)